张金钟又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在一间实验室里，发现了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被移来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也来看。参观者的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退休工人老赵的事业
12月2日下午，当运送开诚老人的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所在地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每天骑车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说自己不是“劝捐”，他从不主动跟人说捐遗体的事儿。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带着面条，骑车去养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条吃，别人问他在忙啥，他才说捐角膜、捐遗体的事儿。
他常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以前拿着遗体捐献申请表去公证处办公证需要花200元钱，老赵觉得很不合理，死缠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这200元免掉。
“我不是党员，也不代表谁。就代表我自己。”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小学文化的老赵还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德育辅导员”，站在教授讲课的讲台上，讲“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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