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股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做报告，像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是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

难道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们巅峰时期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七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自己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熟稔，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

当年改革开放开始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谁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不少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说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现在，教授的位置都占满了，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生，这几年回国求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