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他是穿着那套西服去参加我的八年级颁奖宴会的，我却希望他还不如待在家里。我们回到家后，他一边换上洗得发白的红色汗衫，一边表扬我的获奖和我的性格。就在他走进车库去洗那一滚筒的脏衣服时，我问了那个即使在14岁的我看来也觉得残忍而错误的问题。“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的朋友们的父亲那样穿得‘好’一点呢？”我问。他伤心、震惊地看着我，思索着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喜欢我的衣服。”说着，他就走进车库，关上了我们俩之间的那扇门。一小时后，母亲冲进我的房间，责怪我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孩子”。在随后的数年里，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意识到女孩子们之所以疏远我，不是因为父亲，而是因为我自己。我意识到母亲之所以责怪我是因为父亲不愿意这样做。我很快就意识到，他那天晚上真正要告诉我的是：有许多东西比衣服更重要。他说他不愿意在自己身上花一文钱，那是因为要满足我的需要。那天晚上，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我儿子，我只有舍弃自己，才能让你过得比我好。”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穿着他和母亲那天刚刚一起去西尔斯商场买的西服来参加典礼。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似乎比印象中更高大、更帅气，也更令人难忘。当他从其他同学的父亲身旁走过时，那些父亲们都给他让道。这当然不是因为那套西服，而是因为他。
那些医生们和律师们从父亲的昂首阔步中看到了自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骄傲。他们走近他的时候，都对他谦逊有礼、尊敬有加。回到家后，父亲脱下那套西服，将它又放回西服袋里。一直到他的葬礼，我才再次看到那套西服。我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但是当时他正在上班，所以他应该穿的是他自己喜欢的衣服，想到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欣慰。母亲想让他穿着那套从西尔斯商场买来的西服下葬，但我说服她不要那样做，并且立刻送了一条旧牛仔裤、一件法兰绒衬衫和他的靴子去殡仪馆。
葬礼那天早晨，我用他的随身小折刀在他的腰带上挖了另一个孔，这样，父亲的腰带就不会松松垮垮地挂在我的腰上了。然后，我从他的衣橱里取出那套从西尔斯商场买来的西服换上。我最终鼓起勇气，站到他的穿衣镜前，审视自己。穿着父亲那套宽大的西服，我显得既矮小又无足轻重。像我小时候那样，那套衣服再次挂在了我瘦弱的身上。父亲身上的味道飘了上来，抚摸着我的脸庞，但却没能为我带来慰藉。我不确信的不是父亲的精神境界——几年前我就已不再是不知好歹的傻小子了；不，我不确信的是我自己，我自己的精神境界。我在父亲的穿衣镜前站立良久，直面镜中的自己，流着泪，竭力想象自己长大到能撑起父亲衣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