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村里的名人。虽没赶上读私塾,但可上过高小呢。六年的学习,他练就了可做教材的蝇头小楷,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父亲长得比八仙桌高出一点儿的时候,村里年终分粮食,被叫了去帮忙。就见他蹲在条凳上,两手上下翻飞,稀里哗啦一阵算盘珠响。家家户户挣了多少工分,得多少粮食,都算得清清楚楚。在大人们满脸惊讶的眼神里,他露出得意的笑容。由此一举成名。
闯关东那年,他不满十七岁,是四爷爷坚持要带他去的。起初,家里不同意,长子长孙,还是守家稳重一点好。后来见他们意志坚决,再说多出去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在家里吃饭不是?有点收入,对诺大一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添补。
父亲呆过的那个林场,一眼望不到边。三年多的时间,他就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扛木头那可是个力气活。跟四爷爷比,父亲的身材实在弱了些,他又能写会算,是个文化人了,就做了林场的会计。美差啊!不用出大力气,挣钱却不比别人少。
当年,有人送给他一副好算盘,是少见的十五个档。紫红色木料做得框架黝黑放光,每个档上下两层,各穿起七个紫葡萄似得算盘珠,外框上还镶嵌不少银丝花纹。算盘掂起来沉甸甸的,格外雅致。
这是他从林场带回来唯一的实用物品,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用它学完了小学珠算课程。
父亲回老家任职,除了能干,还有四爷爷生命付出的代价。那次积木垛倒塌,包括四爷爷在内的十几个伐木工人被压在了下面。林场为息事宁人,把父亲办成了正式工人,还帮忙联系到老家的一个厂子担任了主管会计。
那几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每周星期六到来。下午不上课,眨眼功夫就能把作业糊弄好,剩下的时间就疯玩。傍晚时分,父亲那辆“泰山”牌自行车一进门口,家里的锅碗瓢盆就唱起来。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西红柿炒鸡蛋,海米拌黄瓜就会端上桌,小燎壶燎着烧酒“吱吱”响着,口水就顺着往外淌。要是大队书记或者邻里乡亲来了,还会多上一条老咸鱼或几块烧肉。小孩子往前一蹭,总是能捞到一点别人的赏赐,那是个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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