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大姐长得好看，演女特务；二姐大力气，演坏人最好。一天，刚看完《红色娘子军》，一进家门，只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务”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实实在在地撞上了桌角，顿时鲜血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妈妈闻声进屋，见状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回到家，妈妈把二姐狠狠地骂了一顿。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
刚上中学，爸爸就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顾我们姐妹。
那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
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方便面广告的模特。”我吓一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广告还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也算“触过电”的人，很权威地甩过去六个字：“算了吧，丢份儿。”二姐倒觉得很新鲜，“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们躲在屋里细细打扮了一番，出门之前严肃警告我不许告诉姥姥。
几个小时后她们兴奋地回来，一看那样儿就知道已经得意忘形了。
姐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人，可那次招聘的评委中有一位是电影《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她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下来了，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大姐是个文静的女孩，很少见她这么喜形于色。我真替她高兴，“这才够档次！”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目的是把她巧妙地引开。配合得好极了，就在这个空当，那位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中选了张我和大姐的合影。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李童又把大姐送了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合影，让她也把我接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