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杨森退役了。对他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人来说，要留在人才济济的北京是各种选择里最为艰难的一个，可他还是为支妈妈留了下来。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支妈妈时，支妈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告诉杨森：“自打知道你转业那天起，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可是，我凭什么让你留在北京吃苦呢？”
“老妈，”杨森打那天起就这样叫支文萍，“您在北京，我就必须留在北京照顾您。再苦再难，能跟老妈在一起，就没啥好怕的。”
对杨森的这个决定，许多人都不理解，好在哥哥姐姐支持他。他们都觉得，自己欠弟弟一份母爱。只是他们担心，这样的半路母子能走多远？
患难相依
杨森留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昌平做保安，工作地点离支妈妈位于东直门的家很远，不能天天回去。
一天晚上，杨森跟同事调了班赶回家。恰在那天晚上，支妈妈的心脏病犯了，杨森连夜将她送到医院。好在抢救及时，支妈妈脱离了生命危险。看着支妈妈醒来，杨森感到后怕，第一次有了心疼的感觉——支妈妈已经81岁了，他怎能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支妈妈出院后，杨森在东直门附近找了一份在写字楼做保洁的工作。这样，早晚他都可以按时上下班，照顾支妈妈的饮食起居。时间是充裕了，可微薄的工资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更别说让支妈妈跟着自己过上好日子。
晚上，杨森伺候老妈睡下后，一个人在东直门附近闲逛——偌大的北京城令他迷茫，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妈过上好日子。
夜里11点，街上的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原来，附近的工人体育馆在开演唱会，此时刚好是散场的时候。听着大街上乒乒乓乓扔矿泉水瓶的声音，杨森的眼睛突然一亮——这不满地是钱吗？仅仅一个小时，杨森就捡了200多个瓶子。他站在街上把它们踩扁，然后捆起来扛回了家。走在路上，杨森忽然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要知道，工人体育馆几乎每周都有各种文体活动。
从此，杨森总是给老妈开点儿“小灶”。可是老妈心疼杨森的辛苦，舍不得吃。杨森就带着老妈一起捡瓶子。他随身带一个小马扎，到了工体附近，让老妈坐在马扎上看着他奔来跑去地捡瓶子。每捡够10个，他就会跑到老妈身边，让老妈为他撑袋子。母子俩配合得极好，这样的劳动让他们开心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