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一是“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最后，毛泽东又补充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征得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二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分析说：“江青在政治上善于察言观色，投毛泽东所好。她利用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问题比较严重。江青不断提供假情况，所以毛泽东强调注意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利用了这个时机，大抓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