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来了一位台湾人，捎来这封信，并亲自解释了半天。原来珍姨的丈夫并没有死，一九五○年渡海攻打金门时中弹，身子沉下去，海面漂起一摊血，部队报了牺牲。谁知后来漂到对岸，治好枪伤送到鹿儿岛，几个月后，穿上国民党的军装，从此四十年音信断绝。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关系松动，有位朋友途经香港，求他捎来了这封信。
不能接受的现实，打破了珍姨几十年的平静，惊破了一个长长的梦。一夜之间，从烈士家属变成了反革命家属，从多不胜数的荣誉变成了一个骗局，从习惯了的自豪和风光变成无地自容的难堪，会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把来人骂出去，还要把那封信撕碎，被老响爷一把夺去了。珍姨哽咽着求我，无论如何去台湾查证一下。她希望写信的人是个骗子，是个恶作剧，还给她一个清白。多少年来她把荣誉当做财产，当做第二生命，终日与之相依为命，相依相恋。然而事实是那么严酷可怕，经过托朋友再三调查，验明正身，那个写信的人正是她四十年春闺梦里的“烈士”，我可怕的“姨夫”。
接上线后，“姨夫”不顾一切地要回来探亲，他也是十分忠诚的，几十年没有再娶，在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守身如玉。又过了半年，台湾方面来了电话，定了归期。此时的珍姨已经气息奄奄，被痛苦吞噬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终日精神恍惚，哭笑无常，满嘴胡话。终于在那人到家前一个小时，长叹一声，芳魂出壳，永远地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