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
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机关三天两头检查卫生，每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是亮的。”
按季节，我们几个孩子的衣服，该穿什么穿什么，棉衣棉裤也分薄、厚。阿姨一年要做十来双鞋，我们的、她的儿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细致又齐整。
阿姨还做得一手北京饭，讲究什么节气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的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可他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窝头都抢着吃，一手抓一个，说怕吃完没了。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
依恋
我五岁开始记事。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是我趴在阿姨背上，抱着她脖子哼叽。阿姨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里转。我出水痘了。
母亲后来说，你阿姨背了你一周，听说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红布把灯遮住，生怕落下什么毛病，你可不能忘啊……
小时候，姐姐上香山幼儿园，家里只有我，我就像个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
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碰过我们一指头，阿姨却常常用笤帚疙瘩打我们屁股，作为对我们犯错误的惩罚。
我几个月大时，姐姐小，不懂事，用脚踩我肚子玩。阿姨急了，拉过姐姐啪啪打屁股，母亲正从门口过，连说“打得好！打得好！”阿姨明白：谁家孩子不金贵？这是董边信得着我呀！
打是打，但阿姨只打我们屁股，用包了布的笤帚头打。久而久之，我们自知犯错误了，一招呼，自觉地趴下受罚。
有一次，我们坐儿童三轮车从幼儿园回家，六七个孩子在车上打打闹闹，正赶上蹬车的老头儿下来和人打招呼，车头一下扬了起来，我们倒向后边挤成堆。好在人小，没分量，挤在一起还逗呢。可拉车的老头儿吓坏了，回来就给住我们楼的幼儿园岳老师告状了。
晚上，我们听见门口岳老师和阿姨的说话声，知道“坏了”。一会阿姨进来，气的脸变得老长，凶凶的。哥哥叫着：“阿姨饶命”，一边告饶一边往床边靠。阿姨问：“谁带头起的哄？知道不知道错了？”我不会喊饶，就会哭，用哭声本能地告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