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字俪生，号怿嘉，公元1755年出生，其父是乾隆帝时期的户部尚书曹文植。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老臣，为官年龄达五十二年，在清朝官员中位于首位，无人居其左右。
乾隆四十六年中进士后进入官场，最开始选为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此后在嘉庆和道光两朝历任少詹事、通政使、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太子太师、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道光十五年去世后，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擢其次子曹恩濙四品卿。可以说曹振镛和其父曹文植掌控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半个朝政，对于三朝的影响极大。特别是曹振镛，因为某些原因，他的影响甚至上升到了整个清朝的角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为什么李鸿章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当官分三种：第一种是敢于直言，能办实事的清官；第二种是鱼肉百姓的贪官；第三种是碌碌无为，明哲保身的庸官。李鸿章之所以会说当官是最容易的事情，就是说的第三种官员类型。不表态，无建言，没办法。一说到干具体事，解决实际问题，就退缩不前，置身事外，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概言之，就是不干事，也叫不作为。就算你没有才能，就算你办不了实事，只要学会推脱，就能安分的呆在自己的位置，做的好了，甚至可以升官。
这第三种官员的典型，就是曹振镛。当然曹振镛并不是没有才能，但曹振镛的为官之道便是“多磕头，少说话”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多磕头，少说话”的意思其实是，为官不冒进，不抢先，一切跟着皇帝的脚步走。说话要精简，切中实际，并且要说的和上意。道光年间，道光帝是一个稳妥的人，科举的士子撰写八股文，只要格式正确，没有太过出格的地方，就会判定其为好文章。曹振镛作为道光帝的心腹大臣，严格跟着道光帝的脚步走，在评阅试卷时，将其作为标准，至于文章中是否有极其惊艳的治国之道，又或者是能安定天下的治世良方，倒是在其次。
曹振镛不仅仅自己将“多磕头，少说话”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并且还将其教授给自己的门生子弟。《瞑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御史本来职责是监督，如此一来，大部分都得过且过，不能完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正是因为曹振镛这种为官之道，因此后世很多人对其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是他导致了清朝灭亡的开始，因此许多人都称其为清朝的掘墓人。不过小编要说的是，曹振镛担任“首辅”的时候，整个清朝后期的官僚风气已经形成，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导致了整个清朝官僚系统的不作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部分官员自动选择了最稳妥的为官之道，因此将清朝灭亡的罪责放在曹振镛身上，未免太过沉重。只不过历史需要有人背黑锅，而曹振镛恰巧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因此才得了无数骂名。
从历史上来看，曹振镛为官期间，实际上还是有些功绩的。道光年间，最大的历史功绩，便是平定了张格尔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而当时曹振镛作为整个事件的应对策划人，起了不少的作用。另外曹振镛是盐商之后，享有许多特权，但是后来有人提出盐政改革，就使他失去了不少的利益。但是曹振镛却极为洒脱的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将祖传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大度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