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生于公元1728年，去世于公元1804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钱大昕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绝对不低，可以说是享誉古今中外，在现在人们将钱大昕称为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在当时，钱大昕也被公推为“一代儒宗”。
钱大昕是一位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严格治学的学者，他的眼界非常的宽广，因此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经学，他都并不仅限于一家之学，而是博采众长。就如他将经史两学结合，深入研究分析一样。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着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钱大昕是一位学识颇丰的学者，他并不局限于汉学和史学的学习和研究。虽然他个人成就，的确是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比较高，但是并不代表他只懂两方面的知识。事实上，钱大昕早年是因为诗词歌赋而闻名江南的，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后来他之所以能为举人，进入朝廷为官，也是因为在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因为献了一首词赋，因此得到乾隆帝的赏识，特赐其为举人。
钱大昕考中进士之后，入职翰林院，当时的礼部尚书何宗国醉心于天文学的研究之中。当时何宗国已经年老，但是听到钱大昕善算之后，还亲自前往拜访。
而钱大昕也没有另何宗国失望，他博彩众学，结合多部天文学著作，与何宗国进行讨论，使得何宗国发出：“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的感慨。可想而知，在已经很少人研究天文学的时候，钱大昕能与一位精专此道之人进行探讨，其在天文学的知识绝不仅限于知道而已。
在与何宗国探讨天文学的时候，钱大昕光是引用的著作就有：《太初》、《三统》、《四分》、《大衍》、《授时》、《淮南》、《天文训》、“《尚书纬》、《统天术》。这也应证了前文所说，钱大昕研究学术绝不仅限于一经一学而已。
钱大昕知识面如此之广，可想而知他到底读了有多少书。事实上钱大昕就是这样一位爱书，爱读书，爱藏书之人。钱大昕自己都曾经说过：”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困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其所收藏书处”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而这还只是比较浅薄的认知而已。
钱大昕被当时人公推为一代”儒宗“，全赖于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对多派的儒学、汉学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
评汉学言：”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
他认为，要想真正的理解某一派思想，就必须要训诂，理解圣人所想也必须要训诂。所谓训诂，也就是说需要结合多部经书，对某一思想学说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自己的想法。在书籍知识传播并不规范简便的时候，会出现传播途中的一些错误。而如果不进行训诂，那么久很有可能将错误的观点当作正确的义理进行学习。再有就是，历代以来对经典进行注疏的绝不在少数，其中由正确的，自然也有错误的。特别是儒学者喜新厌旧，好异求新，越来越多观点和想法的出现，反而会让真正的经义染上污秽。
钱大昕推崇治古经文的东汉儒者，而对宋明时代的儒学大家抨击。他认为：”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
钱大昕认为宋儒的学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好异求新的情况尤其严重。在当时的确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但是大部分都是空想主义学说，并没有实际的作用，是非常不值得娶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