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粮食熟了或者快熟了的时候这猪就很愿意到庄稼地里散散步，顺便品尝一下丰收的果实，它们的主人也很乐意将它们撒出去碰碰运气。那么看青和看场院的责任就是保卫集体的粮食不让某些人和某些猪沾了便宜去，决不！至于这人选就看生产队长看谁顺眼了，一定是嫡系。知青中的有些男生经常得到这份光荣，可在这看青中也险些把自己折进去，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68年的冬天来临了，大地一片肃杀，所有的粮食都已进了场院，金黄的苞米，土黄的谷子，赭红的高粱，还有黑色的“毛磕”，在宽敞平整的场院里四处堆放着。而这时各家的猪也不上山了（山上没啥可吃的了），就都撒开了，随便到地里拱点漏儿。
这天晚上轮到两个男生负责夜里看场，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看守着集体的粮食，从北京带来的高涨的革命斗志尚未衰减：不让集体的粮食受一粒的损失，谁要是敢来进犯就是找死。
那时场院的门就是用几根木头钉在一起，缝隙不大，可以挡住猪，但档不住鸡。有时门上的某根木头松动了，于是就有机灵的克朗（被骟过的，半大的猪）会试探着溜进来。
天刚擦黑，一个黑影悄悄的从场院的门缝里挤了进来，美得哼哼了两声，看场的两个男生已经瞄见那条黑影，一听见这两声哼哼，知道是条猪。其中一个男生是体院子弟，从小就擅长溜石头子儿，他顺手抄起一块石头，一个标准的动作命中靶心——猪头。只听那猪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抽搐着，他们走过去一看，咳——玩儿完了。这也太寸了，就一块石头片，就要了这只猪的命。两个男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傻了——它怎么这么不禁打呀？那个“凶手”不想把事情闹大，对另一个男生说：“咱们趁着没人，把猪拖出去，扔到山上，反正…….”。“不行，那不是欺骗生产队吗，再说咱们是看场的，谁让它进场院的，何况，咱们刚来，更不能……。”看着那个男生的一脸正气，“凶手”心里骂着：“妈的，遇上共军了”。等队长知道了，这事也就真的大了，原来被打死的这只猪是生产队长家的。文革时每个生产小队的行政序列是这样的：政治队长、生产队长、牧业队长、妇女队长、贫协主席、会计。这二把手家的猪让知青打死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政治队长在会上，教训知青：“让你们看场院，见了猪进去了，撵出去就是了，谁让你们打死猪啦，社员喂猪容易吗？一年的油，肉就指着猪呢。”我们傻呵呵的听着，闹了半天，一点功劳没有，敢情对猪也是教育为主，不能一棒子打死。最后队长宣布处理决定：由青年点包赔生产队长家的猪，按那只克朗的毛重六十斤和供销社的收购价伍毛钱一斤，折合人民币三十元，从知青的安家费里扣。我们把那只“买回来”的死猪给“杀”了，因为血没放出去，那肉难吃极了，但照样全造了，一点儿也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