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转变态度向戚道歉
1964年春，毛泽东十六字批示给这场纷争定调：“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领导人兼毛泽东秘书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谈话，说“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带给戚本禹一本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说“毛主席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
这之后，史学界形势陡然逆转。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变化。1966年5月，戚本禹与周恩来同住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约戚本禹到顶层呼吸新鲜空气。随意交谈之际，周恩来忽然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着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这篇文章并非涉及瞿秋白
戚本禹为何会突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对此他晚年作了说明：“这篇文章的写作并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气候。”1979年秋，中纪委八组问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他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
有了毛泽东支持，加之有江青指点，戚本禹很快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矛头指向更多领导干部。“文革”开始后，刘少奇等大批领导干部被诬以“叛徒”批斗、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与戚本禹不无关系。（摘编自《读书文摘》《党史博采》《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