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而使世界史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前述两大文明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则分别以源自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希罗多德《历史》，和源于东方中国文明的司马迁《史记》两书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研究的对象并非希腊世界，而是横跨亚非的波斯帝国，所描述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希腊系文化的历史叙事与另一支后来透过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之犹太系历史文化（以《圣经·启示录》为代表）中的善恶对决世界观相重合的结果，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后世的西欧人身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罗马帝国后裔，其历史观则在希腊系与犹太系两种文化之间摆荡。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的过程。而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而天命的正统万一出现了变化，皇帝的权力将无法维持。因此中国型的历史观选择忽略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下写出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不变的历史。其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分的正史。
蒙古帝国成立后才有真正的世界史？
第六章为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张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身所处的区域来看世界，两大文明各自认为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且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模式也无法兼容。然而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使得这两大历史文化透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出现搭设了舞台。本书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统合了欧亚大陆，并重新划分其政治边界，因此可以说后来的中国、俄国与土耳其等民族国家的出现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他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加上海上贸易发达，因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而且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的陆路贸易，以至于处在外围的日本与西欧被迫转向海路贸易，遂开启了海洋帝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