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则有六七倍之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习气”，四方面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
据说，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许世友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