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4年3期，作者：刘金田、张爱茹，原题为：《邓小平：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的三四月间，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身为总书记的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日后也成了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及其爪牙便赤膊上阵。6月1日，被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发表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配有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一时间，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和瘫痪状态。
为了控制这种混乱局面，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派遣工作组的决定，对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在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时，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相当严重。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挑拨下，有些学校出现了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于是，江青等便借题发挥，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企图整垮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