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的中文用语中，“上帝”的“帝”一词被频繁使用，但并非特指某一位神，而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他因受天命而享有管辖天下的权力。正如“天”代表了一种非排他的、跨族群的秩序一样，受天命的中国统治者（“帝”或皇帝）则不仅是汉族的领导者，也是全中国所有族群的管辖者（狄百瑞）。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不断扩张的因素则是皇室的统治方法，通过文化吸收以及示范效应等方法，而不是通过征服和压迫。政治上，自周朝（前1046—前256）开始，中国统治者设立了一套分封制度来管理游牧族群。与西方不同，罗马帝国征服欧洲后，用罗马文化取代了希腊文明，而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此外，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同样地，在中原王朝的更替中，后者往往继承前者的制度结构和统治文化而非推翻后重新建立。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公元220）最早的两个王朝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另外，还包括度量衡。自汉代以来的政府结构，以及从周朝开始的书写体系（包括象形文字）历经王朝兴衰沿用至今。虽然儒学于公元前136年被定为“国教”（见第二章），但一些周朝的地方文化，也能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静静地流传下来。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以大地农民的眼光观看百川汇流融入大海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