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文也很快见识了前所未见的危险，她生前的一段录音描述了当时霍姆斯的状况：“叙利亚人不准任何人离开，如果有人出现在街道上，他们不是被流弹所伤就是被子弹击中，到处都是狙击手。让人心寒的是，这些狙击手毫无同情一心，他们肆无忌惮地袭击民房，令人震惊。”
两个星期的无情炮击令这座城市摇摇欲坠。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一个疑问：“世界为什么抛弃我们?”
“这座城市就是一幕巨大的人间悲剧，居民生活在恐怖中。”2月19日，科尔文从霍姆斯发出的第一篇报道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未料却成绝笔。
2月21日，在遇难前几小时，科尔文在一栋被炮弹削掉顶层的建筑物内，应约分别与BBC、CNN的新闻节目电话连线。她在BBC节目中说，当天看到一个婴儿死去。“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婴儿的肚一子一直在起伏着，直到死去。”
当天，科尔文更新了她的Facebook：“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发出报道。”
真相的代价
美国东部时间2月22日凌晨5时，纽约州长岛一栋楼房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时间这么早，居住在这里的科尔文的母亲深感大事不妙。26年来，女儿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老太太不免担惊受怕。
2月22日，科尔文本应离开叙利亚，报社总编以叙利亚形势太过凶险为由，要求她立即撤离。但科尔文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她正在做一篇重要报道。
母亲深知女儿的执著：“如果一你认识我的女儿，就知道，劝她远离战场只是白费口舌。她如此坚定不移，对自己的采访充满热忱，这是她的生命。”
自2001年报道斯里兰卡内战失去左眼之后，科尔文一直戴着黑色眼罩。不少老同行离开了战地记者的圈子，不再奔走于第一线，科尔文却不知疲倦，成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战地记者。
许久以前，科尔文曾远离一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国际部办公桌后面待了几年。那段时间，她几乎无聊死了。不久后，科尔文又登上飞机，奔赴下一个危险之地。
当朋友或同行带着家人出游或度假时，科尔文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投身到战地记者事业中去，其他诸如健康、家庭、个人生活的一切，统统排在第二位。她有过三次婚姻，却都以失败告终，也从未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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