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了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20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像她正在重病之中饱受煎熬。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已经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宋庆龄却没有力气坐回轮椅上。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宋庆龄虽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楼下的大餐厅举行了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应当做好的份内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病势沉重的宋庆龄没有忘记对同志们表示自己的感谢。5月11日，她在病榻旁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书信。她在信中写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赠给荣誉博士学位时，让你店部分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他们（副经理、科长和干部、炊事和服务同志们)来到我家为宴会辛勤劳动。
为此，向他们致谢。
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
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
在这页信纸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名单，仔细地开列了参加服务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5点，病危中的宋庆龄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对守在身边的保姆仲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她到了书房。她请仲兴宝帮她准备好笔墨。
原来，她心里还惦记着自己曾经答应过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
她慢慢地坐下，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勉力写了一幅。但由于身体虚弱，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她就坚持着又写了一幅，以便沈粹缜可以选用。好不容易写完了两幅字，宋庆龄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躺到床上，口里喃喃着:“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为朋友完成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