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无不热衷于组党造党，原为地下革命组织的同盟会必然也要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几经周折后，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民国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五党组成新党，根据“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的宗旨，定名为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9月3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后的第一个职务。然而孙中山对党务并无兴趣，不久就委托给宋教仁代理。
需要说明的是，民初这个国民党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同一回事。在随之而来的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动荡后，这个松散的国民党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很快分崩离析了。1913年，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于次年6月成立了与国民党有本质不同的中华革命党，并自任党魁。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明确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规约，党名从此再未更改，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党魁”，孙中山在党内的职务和同盟会时期的叫法一样，即总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分别由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部主任。在此后几年，国民党日益成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再次被推举为总理，仅隔一年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在总理的任上，他临终前的遗嘱因此被称为“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5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此后国民党一直未选举出新的总理。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对党章的修改、宣传和财政、军事等工作做出了相应决议，并产生了党中央新一代的领导机构。根据“二大”通过的国民党新修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从此，总理一职成了国民党中的特殊职位，总理之位永远留给了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相比之下，“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