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的路有点脏，有好多的尘土，还有冰棍纸和报纸做的包装袋。这让我想起了纽约的某些地方。整个公园里到处都是喇叭。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当它们开播时，走在我们前面，穿着灰大衣的4个孩子彼此看了一眼，然后用手捂住耳朵，好像不愿意听喇叭里播的内容。
1974年11月1日：见小平，拘谨得忘了问问题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玛莎·霍德里奇(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我一左一右地站在邓的两边。然后被领到会客室，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讨论感觉不错……我告诉他，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邓小平显得很冷静，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不过，由于我太拘谨了，所以来不及问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啥。
1974年11月3日：有冲突，有些事很无奈
我们的一个人昨天在明朝陵墓(注：指十三陵)遇上了麻烦。他驾驶车辆的两个前轮压过了立有“外国人不准入内”牌子的警戒线……两个半小时的混乱后，来了一些其他的军官，然后就让我们的人离开了……这让我看到友谊、宴会和热情以外的另一面。总之是不太灵活，不太容易理解的一面。
另一个例子。我的办公室需要挂一张地图。国务院官员莫·莫林把一张地图交给一个中国木工，请他帮着加上框。然而，那个木匠却回来了，与莫林愤怒地争吵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颜色怎么能不一样呢？因此，这张地图是“坏地图”等等。这件事闹了好一阵，而莫林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认了。
1974年11月17日：看新闻，对骂美国感到不忿
在“红色新闻”上看到对美国的抨击，会产生出离的愤怒。中国感觉它必须攻击美国——帝国主义、掠夺小国等等。可我心里却这么想：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公开坦诚，怎么做到开放，怎么做到“信守承诺”？还有，中国知道我们会在同样的领域还击吗？我们没有那么干。但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们也还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