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他们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视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书，便称为“敕谕”，皇帝自称为“朕”，称本国为“天朝”，文书一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这种外交体制与17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适应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会（当时称为“敕谕”）中，留下了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他正陶醉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惘中时，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中华大地所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些东西代表了英国当时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天朝无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几个皇帝的普遍心态，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心态，使他们不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门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也不屑睁开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说学习和超越了。火药，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到明末西洋火炮传入中国后，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领教过了的。到乾隆时，西洋火器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黑色火药大有改进，并发明了燧发火枪。几十年后，中国就被新一代的洋枪洋炮打败了。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可“师”，确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极严厉的限制政策。海关税制极不合理，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税则混乱，陋规几十种，海关人员层层中饱。虽然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蕴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火炮、火枪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