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公燮的《丹午日记·哭庙异闻》中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既然被定性为妖，那么便不能当作人，于是怎么被虐杀，怎么被嘲笑，就不再重要，百姓也终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看笑话了。当王紫稼与三遮和尚披枷带锁、鲜血淋淋地对立在阊门之外时，围观百姓中有好事者突然想起戏文，念及王紫稼所演《会真记》里的红娘，又看到对面一个大和尚宛若戏里的法聪，于是，颇有幽默感的吴中百姓面对两个血淋淋的肉身，竟也会“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被官府定性为恶人、被文人定性为妖人的王紫稼，就这样以一种“非常态”的形象，在屈辱、惊吓和疼痛中，草草结束了生命。对于他的死，吴人似无冤词，也许是经历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洗礼”，他们对个体性命的生死早已麻木，或者说是已经无所谓了。而按《艮斋杂说》里的说法，“谓识者快之”，那就更进一步说明看他不爽的大有人在，至于王紫稼该不该死，以及为什么该死，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自然，王紫稼的朋友持有不同的看法。同是王紫稼和李森先朋友的龚芝麓，就在《王郎挽歌》里婉转地说道：“只愁卫玠应看杀，那得焚琴汝辈人。”在读书人看来，王紫稼的横死，或者李森先的杀法，都太“煞风景”，不够风雅。由此想来，读书人的人情，真是薄得要命，淡得可怕。相比较而言，倒是王紫稼那些同道中的朋友，还算情深意重。正如诗云：“昆山腔管三弦鼓，谁唱新翻《赤风儿》？说着苏州王紫稼，勾栏红粉泪齐垂。”
读书人的情感最是复杂，也最难揣测。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里，曾就龚芝麓写给王紫稼的挽诗中竟用“坠楼”、“赋鹏”之典批评道：“拟人不伦，悖矣!”其实，不是龚芝麓不懂，而是在他心里，王紫稼终只是他曾经赏玩过的一件人形“宝器”罢了。
用典纵是深刻，诗词纵是漂亮，可我却以为，它们比不上“勾栏红粉”的半滴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