剐3357刀,每10刀歇1次,生怕刘瑾昏死而不知疼痛,得把他叫醒。
与宋太祖赵匡胤绝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大诰》,警告天下,轻罪可以重判。北京监察厅厅长柯哲很讨厌国家监察部长詹微,联合18位官员,诬陷詹部长,何哲和3位同党凌迟示众。中央警备局有一位军官,叫“靳谦”,他让太太击鼓鸣冤,庭审后发现,其诉不实,是诽谤政府,凌迟。浙江崇德县有一名生产队长,叫“李付一”,他总是骚扰良民,崇德基层法院传讯他,他不理,刑警去抓他,反被他灌醉大绑,诬为骗吃骗喝,这样的行径,顶多上一次《焦点访谈》,但也被凌迟处死。
这时候,连不按时交税,也会被凌迟,酷似彭真的“严打”。直到《大明律》颁布,凌迟范围才得到规范,即,凡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宗庙、皇陵、宫殿,不问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凡谋杀奶奶爷爷老妈老爹、谋杀一家超过3口、生取他人器官,凌迟处死。
清朝的凌迟,残忍烈度不及明朝,但却普遍化了。在适用范围上,别说杀了奶奶爷爷妈咪爹地,就连打骂他们,打师傅,也得凌迟,另外杀人、太太杀丈夫、逼人致死、劫囚、越狱、掘坟,都得凌迟。因此,清朝反对凌迟的声音,不绝于耳。康熙时代,法学家王明德出书,就说凌迟在“正法之外”,违背祖先精神。乾隆时期,史学家钱大昕说,“凌迟”词义晦涩难懂,只有清楚明白的刑名,才能起到警慑作用。
康乾是和谐社会,去酷刑,自然顺理成章。但洪秀全造反之后,必须重典治乱,咸丰皇帝不得不授权督抚,可对叛党“就地正法”,可频频使用凌迟威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为保三军性命,只率总理曾仕和和监察委员黄再忠独入清营,向成都军区司令骆秉章投降,咸丰遗孀慈禧传旨,“就地正法”,骆司令选择了凌迟。行刑时,刽子手先割曾总理一刀,总理痛得狂叫,石达开呵斥说,咋就不能忍受须臾之痛!曾总理听罢,咬紧牙关,没再喊叫。最后,石达开被割100刀,始终凛然无声。四川民政厅长刘蓉记述:“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可见,石达开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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