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一个晚上，我上完课回到家里，看到冰箱门敞开，丈夫坐在他的书桌前，盯着手中的笔。
丈夫维勒姆懂六国语言，为人非常细致，以至于我把他叫作“脚注博士”。他语速非常慢地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知道丈夫患了胶质母细胞瘤癌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儿科医生。“我刚被告知丈夫就要死了。我儿子只有3岁半。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他说，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
“你打电话给萨莉·桑博恩吧。”他说，“我在贝尔维尤时跟她一起共事过，她懂得处理这类事情。”
随后的一年，萨莉引领着我们度过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萨莉说：“首先，给这种病定一个名称，然后讲清楚它可能带来的结果。其次，让孩子放心，这个病不是他们造成的。再次，告诉他们医生为此正在努力工作。最后，不要隐瞒任何东西。”
从小到大，我们得到的告诫都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时，不要告诉孩子。现在，我相信把事情告诉孩子的重要性了。
在早期治疗时，有一天，一个叫格伦的护士来到家里，当时我正在哄儿子杰克睡觉。格伦拿出注射器时，我举起手来制止他，几乎是把杰克扔进他的房间，不让他看到格伦在做什么。
第二天晚上，格伦来到我们家后，说：“这次我建议用另外一种方式，过来！”他对杰克说，杰克就过来拉住他的手。杰克站在他爸爸的身边，用手拍着他头上的大伤疤。格伦拉着杰克的小手，他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注射。
我的儿子成长得太快了。每个失去父母的人都会说这是正常的，但萨莉帮助我们找到了描述这种“失去”的语言。再就是，我从格伦那里懂得了隐瞒真相比让孩子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不安。
儿子现在9岁了。今年，他的一位好友被诊断出脑癌，杰克就对我说：“你去跟他妈妈谈。我来跟我朋友聊。”杰克并没有被此事吓倒。这是他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就像他知道该怎样帮一个小孩子系鞋带。
昨天晚上，我们跟着沙滩男孩合唱团的演唱跳舞，我一边跳舞还一边做晚饭。电话铃响了，杰克去接听。“不。”我听到他说，“不，他不在，他死了。但我妈妈和我还在这里。”我愣了一下，然后才意识到他是在跟一位电话推销员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