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将这些事件当作是大众媒体对“性话题”的猎奇，恐怕不尽然。虽然作为贴身衣物，男士内裤与性有着天然联系，但怎么解释它在战后突然繁荣起来呢？
理查德·科利尔的研究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认为以往的服装起着使男性去性化的作用。并不是说男性时装超越了与性的联系，而是男性为了抹去身上作为个体的性特征而着装。
随着反战示威游行、嬉皮士潮流、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等反权威思潮的逐次开展，越来越多的男性（尤其是青年）开始对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角色产生怀疑。对他们而言，世界不应该被僵死的齿轮固定住，而应该是一个由渴望、梦想和“利比多”编织出的舞台。在这舞台上，尽情挥洒个体的光芒是唯一必须的事情。
武断地将这种情怀等同于享乐主义的偏见，让人很容易无视它的正面价值：无论将遮羞布变为性感符号看起来多么粗鄙，它都代表着一种对男性权力和性别角色的反思。
内裤，从保护罩到装饰物，从无法得见天日的布条到可以彰显个性的旗帜，这一嬗变难道不正说明男性在靠时装给女性划地为牢的同时，也把自我绑架到了一个漠视人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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