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的是东汉已有的锥斗。虽然《中国陶瓷史》的作者认为“应是当时”暖锅“的模仿。但我们不能以此就肯定锥斗就是火锅。原因在于，西汉元康时也有锥斗。那种锥头，就只能称之为温器，热一热食物用的。宋大观时王黼等撰写的《宣和博古图》，说的锥斗乃是“盛羹涪之具”。清代冯云鹏撰《金石索》，还画有汉元康锥斗的图样，与火锅相距甚远。
二是铜。北齐时魏收写过一部《后魏书》（也称《魏书》）据《中文大辞典》引《魏书?獠传》载，铜这种炊器很有可能是类似的火锅。《獠传》言“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如果这种“铜”可以认为是火锅的炊器的话，《魏书》所说的“獠”，当指湖北与四川交界一带，即是说，这一带居民在南北朝时已吃火锅了。
推测是不能代替历史的。锥斗和铜都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它系烫涮而食之具。而烫涮而食，正是火锅区别于别的菜肴和饮食方法的重要特征。比较能证明古代火锅确系烫涮而食的有这么几个材料。
一是《中国烹饪》1984年11期所载董治的《火锅古今谈》文，言辽代初期已有涮肉火锅。文中说：“不久前，于内蒙古昭乌达蒙敖汉旗出土壁画墓中的壁画，据考证，为辽代初期的涮肉火锅。壁画中三个契丹人于穷驴之中，围着火锅，席地而坐，有的用毛利箸在锅中涮食羊肉。火锅的前面放着一张方桌，上面陈放着盛配料的两个盘子，还有两盏酒杯，桌的右侧备有大酒瓶，左侧用特制的铁筒，盛以满满的羊肉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极为珍贵的历史佐证，为研究火锅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形象依据。
辽代初，按纪年当为公元938年（一说947年），这比宋林洪在《山家清供》所记的“拔霞供“要早得多。林洪身世虽无史可稽，但从他在《山家清供》书中所记载的馔肴历史看，当为南宋时人，南宋始于公元1127年，止于1279年。即便是从1127年算起，也较辽初晚189年。
另一则史料就是“拔霞供“了。林洪说：“向游武夷六曲，访止止师。遇雪天，得一兔，无疱人可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因其用法。不独易行，且有团栾热暖之乐。越五六年，来京师，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杨勋家嗜古学而清苦者，宜此山家之趣。因诗之“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末云“醉忆山中味，都忘贵客来”。猪、羊皆可。《本草》云：兔肉补中益气，不可同鸡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