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方面，吴承恩笔下的天竺国则表现出了与中华文化更高的契合度。例如，凤仙郡郡侯的姓氏为“上官”，对此孙悟空与猪八戒有一段对话：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八戒道：“哥哥不曾读书。百家姓后有一句上官欧阳。”在拜见玉华州郡侯时，曾有官员以“灶君”的称谓来表达对沙僧相貌的惊叹。这无疑表明吴承恩把中华的姓氏文化和灶君等民俗文化迁移到了他所构设的天竺国中。
唐僧与天竺国公主的婚配，则更像是一场中华文化盛宴。从婚俗来说，天竺国公主采用的择偶方式是“高结彩楼，抛打绣球，撞天婚招驸马”，此后由“钦天监正台官选择日期”，日期采用的是中华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有正台阴阳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辰良，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国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阴阳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献果，正宜进贤纳事。”
婚礼仪式后，唐僧在华夷阁的四壁上见到了四面金屏，屏上画有春夏秋冬四景，景上配有题咏。例如咏冬景的诗为：“天雨飞云暗淡寒，朔风吹雪积千山。深宫自有红炉暖，报道梅开玉满栏。”这四首诗无疑均是七言绝句，而且按照书中所述皆为“翰林名士之诗”。这表明吴承恩构设的天竺国，其人才选拔制度应该是与中华相同的科举制。这一点从书中另一处可以得到佐证：取经团队途经天竺国铜台府地灵县寇员外家时，书中介绍寇员外的两个儿子寇梁、寇栋均是“少年秀才”。
在《西游记》的拥趸者眼中，吴承恩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他以深厚的知识阅历、瑰奇的想象，使该书展示了相较于其他三大名著更为丰富的宗教、神话、地理等元素。他所拥有的相对时空观意识、对“克隆”等种种法术技能的合理想象和预见，甚至使他表现出了一定“穿越”色彩。然而他对异域的描述却是失败的，其原因何在？
在《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便以戏曲、小说、说唱等多种艺术样式广泛在民间传播，其中流传较广泛的是最早见于宋刊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及创生于元、明之际的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这无疑为吴承恩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但与小说相比，两者都非常粗疏，可资吴承恩借鉴的异域文化元素近乎为零。加之自明朝建国起即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除允许部分国家和部族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华上国”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域外贸易一律禁止。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造成的恶果是即使生活于吴承恩之后数百年，被誉为“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对外国的认识也局限于“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其原因是“（西洋各国）地土坚刚，风日燥烈，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