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历势必对他年幼的心灵产生一些打击。可我觉得，这是拜时代之赐。民国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一次大的解放运动。因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戏园，被打破了。梅是在这么一个气氛中间，突然亮丽地跳脱而出。我每次去日本，那些发行公司的老板老跟我说，我们这儿的市场是一个“femaledrivenmarket”(女性推动的市场)，是被女性推动的市场。同理，不管这些女性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青年女学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于深闺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灯火通明的剧场中间看到宛如天仙的梅兰芳，你可以想象她们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唐德刚教授的记载不为虚言，“雨点也似的各种财物就扔上台去……老爷被别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国公使们坐在那儿，虽然不懂，但也回头说一句‘王豆腐’(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儿，为了抢他，两个班主打起来，自己的亲戚还有人受了伤。梅党赴美之前，头一个站出来大骂的是鲁迅，梅先生没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个“忍”字，他的真实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础上。因为地位没保障，梨园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掷千金，堂会赚钱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为有两个豪客在底，一个叫张宗昌，这是山东军阀，一个叫张作霖，是东北军阀，两人码价，最高码到一次堂会六千块大洋，那能买十二个四合院。梅家整日是席开八桌，流水席，各方宾客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梅先生没有一句话说“他们凭什么吃我的”，没有，他是打开大门，接济、周济他的朋友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说，有一次，齐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会里，谁也不认识他，但梅兰芳过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后还写诗赞颂梅郎，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满京华之中唯有梅郎还识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周到，不是有意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个天真的艺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说，“畹华，上台湾吧”，他没说国民党腐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说“那座儿少吧”，他就惦记着唱戏呢，你说说，他就为这个留下了，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处，两位名角是比较决绝抗日的，一个是梅兰芳，八年不唱蓄须明志，黑木大将攻陷香港之后把他请去了，他跟黑木怎么说，“岁数大了，唱得也不好听，我就不唱了。”还有一位，可以说是梅一生的竞争者、伙伴、尊为老师的程砚秋，卢沟桥种地一种种七年。还有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是当时日本人曾经跟梅说过，你可以去中国后方，我们网开一面，你去重庆，你别在这待着，“我不去。”我不能够把他说成他想起一个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没那么伟大，但是他确乎留下历史上的谜——他没有离开日本占领区，但他也不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