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被誉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近日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发现其23年“贞观之治”的过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今择录数则，写出来同读者朋友共赏析。
守法失信论
贞观元年，春。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我想，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明知却故犯
贞观元年，秋。
这天在谈及司法问题的时候，太宗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古语曰“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两次大赦，会使善良的人哑口失言。”如果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会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使小人持之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依此可见，太宗对无原则“宽赦罪犯”的害处是“明知”的，可在行为上他却“故犯”。且不说他在位23年，就实行各种名目的宽赦（大赦、曲赦、降释）多达23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此“数赦”之外，又在贞观六年冬搞了一次“纵囚”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