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胡适曾发公开信号召推动“反盗版运动”

但就在严厉打击盗版行动的风头正劲之时，竟还有不法书商顶风作案。他们早前就将张恨水所著小说《啼笑因缘》盗版翻印了上万册，又将张著另一部新版小说《春明新史》也大肆翻印；此外，张著《剑胆琴心》、《银汉双星》等亦遭翻印，导致张损失惨重，愤然将盗版翻印书商告上了法庭。张恨水的这桩反盗版官司，当年也轰动一时，1932年4月24日的报道称“法院为保障文化计，维持文人清苦生活计，当不至令奸商漏网”，可见文化界人士对这桩官司的关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法院判决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单单是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类读物被疯狂盗版，但凡市面上稍有流行的读物都有可能被盗版，一些学术著述与学者文集也未能幸免。北平盗版书业规模之大，甚至还惊动了上海新书业公会，专门派人来此调查取证，进行维权活动。当年出版业界有组织地、有针对性地打击盗版、坚决维权的行动，正在跨地域、跨行业地持续开展，政府职能部门对此也予以了相当的配合与推进。继张恨水的官司之后，各界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盗版。而在胡适们的反盗版公开信发表之后，打击盗版行动更如火如荼，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级别，继续深入开展。1932年5月21日，北平市政府“特发一九六七号训令，内云，为据商务印书馆各书店，呈请取缔翻版书籍，以维文化，而安商业等情……令行社会、公安、教育各局，迅予核办……同时准胡适等函请翻版书籍，设法肃清”。以政府法令形式，再一次重申了严厉打击盗版的立场与力度。

与此同时，一些深受盗版之苦的畅销书作家，也纷纷以个人名义，或与出版社联手，集中力量、重点整治一些专门盗版其著述的不法书商。1932年6月14日，文华书局经理郑朝栋，因盗版被检举，被法庭两传不到，竟然畏罪潜逃了。就连一贯性情温和的冰心，也按捺不住其著述被郑朝栋多次盗版的怒火，委托律师悬赏一百块大洋，公开登报通缉该犯。一时间，通缉盗版书商的报道，研讨如何整治盗版的各界言论，在北平的报刊上层出不穷地涌现着。1930年代初期的北平文化界，胡适们的“反盗版运动”从呼吁、号召到行动，逐渐产生了推动力与影响力，社会各界联手整治盗版的举措也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