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位肇事者态度还算可以。康失芬既然“请求准法科断”，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唐律如何来处罚这类交通肇事案。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劳动。此案中，判官舒最终判决肇事者康失芬“流放三千里”。
我们今天得以了解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卷宗于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被发现。该卷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该案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不仅揭开了1200多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也让今人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交通肇事的处理非常认真和严格。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视程度。与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肇事比起来，唐朝的牛车肇事算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