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高压的态势下，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被大大限制，地下党的抗日活动，也变得越来越警惕和隐秘。
余兆楠说，那时组织上的一切事情，包括传达文件，都只能用脑子记，不能留下文本：“由于《新华日报》被禁止订阅，只能由同志从重庆城区带回，然后我们摘录刻印出来，偷偷压在教室黑板擦下，同学们都争相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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