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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