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就在《解放》杂志发表文章，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5年7月13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王明扣“汉奸”帽子堵死陈独秀归党之路》
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1937年，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延安提出“回归”三条件
陈独秀出狱后，面对国家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峻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陈独秀两次主动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汉奸”
陈独秀是个倔强的脾气，一时不写检讨，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最佳时间。正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就在《解放》杂志发表文章，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接着，康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所谓“事实”。王明和康生的态度，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