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托铺的笑话》，钟叔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钟叔河
一九七九年我到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到岳麓书社当了四年总编辑，所做的事值得回忆一下的，其中之一便是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并组织实施。
新编《曾国藩全集》如何被列入规划
新中国成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因为他属于过去了的时代。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学术文化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做实际工作时间不长，却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也好，可读。
曾国藩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还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的编辑整理工作。中国的旧体制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么赶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的总代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就是要批判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不能不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一九八三年，李一氓因为《走向世界丛书》的缘故，让我去北京开会（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走向世界丛书》这时无须讲了，我就讲曾国藩的全集必须要新编出版。国家规划原来只允许影印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我说那不行，原来删掉和漏掉了大量的书信和批牍，还有不少其他集外文，都必须收集编印，将曾国藩的所有资料编成一部“大全集”。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旧的刻本和新发现的材料同时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影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