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有3个儿女饿死病亡。大儿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适荒1岁多时也饿死了，我忍不住大哭一场，任穷说，今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适荒。
宋任穷与钟月林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7月23日8版，作者：林中月，原题为：《钟月林：与宋任穷相伴七十年（上）》
2009年7月11日是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已近5年了。这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对他的回忆与思念，伴随着我生命的每一天。——钟月林
相识在长征路上
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于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做了童养媳，15岁参加革命。长征时，我是中央纵队30名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行军途中，干部团团长陈赓常在休息时到我们这儿来看望几位大姐。一次有人问他：“我们怎么从没见过你的政委啊？ ”他笑着说：“走，我带你们去见他。 ”我们几个当即跟着他去看政委宋任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很文静，话不多，一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常见他在行军途中小憩时写日记，发现他很爱学习。队伍中的同志都说任穷正派、厚道，是个好人，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1935年10月，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重镇瓦窑堡，中央红军从此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不少同志相继结婚，贺子珍大姐给我介绍了宋任穷。在长征途中，我和任穷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都同意了。
1935年12月12日，我带着铺盖去了抗日红军大学政委宋任穷的住处。那是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小窑洞，一盘土炕，一个灶台，没有添置新的生活用具，也没有举行仪式，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就下乡做妇女工作，回来后任穷告诉我，几位大姐开他的玩笑，让他请客。他拿出仅有的两三块纸币，请贺子珍、邓颖超、蔡畅、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和红军大学的几位同事吃了顿饭，算是补办了婚事。
我一生牢记结婚的日子，是因为一年后任穷从前线给我来信，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抗战有希望了。婚后第三天，周恩来副主席找任穷谈话，派他去陕北前线刘志丹任军长的红28军当政委。虽然刚结婚，但我们毫无怨言。任穷对我说，以后他的工作调动会非常频繁，组织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也可能会去敌占区打游击，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毫不犹豫地说：“为了抗战，你去哪儿我也要去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