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一个刚到天津立足未稳的青年来说，无疑这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天，我把苦恼告诉了张亚利。转天他便跟我说：“耀邦同志说，不要有顾虑，不管谁说的话，也不管谁表过态，只要错了，就改过来！”
现在看这是句很普通的话，但对那时的我来说，犹如阴霾的天空中突然射出一缕阳光，心里豁亮，感到温暖。不仅增加了自己给这些人落实政策的勇气，也对我今后创作思想的解放，产生了深刻影响。
胡耀邦住在北京一座老式四合院里，前院是几户普通市民，后院是胡耀邦一家。进门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他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指示？ 他怎样看待我们这两个普通的青年作者？ 我们能否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吗？
然而，一见面我竟然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被他身上焕发出来的那股朝气蓬勃的力量深深吸引！60多岁的他，看上去像位四十刚过、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专注的目光，挺直的腰板，响亮的声音，敏捷的谈吐和潇洒爽快的神态，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居高临下的领导样子，简直像位激情满怀的诗人，一位亲切热情的兄长。受他的感染，我也不禁挺直腰板，精神抖擞起来！
落座后，他开门见山：“我赞成写这个题材。在一个重要战场上，毛主席带中央机关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打转转，还在沙家店、青化砭打了几个胜仗，对全国的解放区都是个鼓舞，是解放战争的转拆点。”
我问： 西北野战军的司令是彭德怀，我们怎样写他对这几个胜仗的“干扰” （当时彭老总还没平反）？
他稍停顿了一下，说：“我当时在晋察冀，对这个问题没研究。不是还有副司令嘛……”一转念，他像自言自语，“噢，张宗逊的问题也没解决……” 忽然他又抬高了嗓门，“你们写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就没人对你们有意见了呀！”说完，他扬起脸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他又和我们讨论了创作方法，他要我们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了解群众的动态和语言，不要说外行话。他还说：“ 陈其通写话剧《万水千山》，写了整个长征的过程。他有一个好处，参加了长征。你们没有参加战争，要到实地去考察。‘四人帮’搞的东西不真实，你们可不要硬加进些什么东西，不了解，就不要写什么干扰呀，歪曲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