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于东扩的俄国人眼中，长城是中华帝国北部传统的社会文化分界线，而位于阿穆尔河以南500公里处的柳条边(清政府为维护祖宗“龙兴重地”而修筑，防止汉人越界北迁)，是满洲帝国的北部边界。他们声称，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国中原地区，同时开始向蒙古、西藏、朝鲜及“俄国的阿穆尔地区”扩张，故清朝时期中国边疆最终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将邻国并入自己的版图”。
由此可知，中俄双方对共同边界地区历史归属的截然不同的认知，由来已久。
“平等”与否各说各
自19世纪中叶前后起，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力大大衰弱，而俄国则日益强横。他们趁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北京，清廷岌岌可危之际，迫使中方先后签订《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从俄国人的角度看，他们“收复”了17世纪末期失去的土地，即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留在中国一侧的阿穆尔河左岸”。
换言之，中国人视为丧权失地、奇耻大辱的上述两大不平等条约，俄国方面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奉行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1919~1923年之间，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连续发表三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三次宣言的具体内容有所出入，但苏俄关于两国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界定，却是与沙俄前后一致的——苏俄政府认可的“不平等条约”，只限于《中俄密约》(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和四次日俄密约(1907~1916年签订，目标是瓜分在华利益)。而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损失极其惨重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中方称《伊犁条约》)等，统统不在此列。
1949年中共执政后，迫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及意识形态倾向，采取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政策。长达10年的中苏“蜜月期”里，彼此的边界分歧与历史积怨，在公开场合及媒介宣传口径上，自然能淡化就淡化。但从根本上说，双方对此争议问题的认识与态度已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