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很不利于官员主政一方的状况，才造成了小吏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嚣张贪渎的一个整体形象。古代很多“公家事”，都坏在他们手上，而官员的名声，也会一不小心，被他们搞臭。《聊斋》上有一篇《梅女》，讲到一小偷，行窃于一户姓梅的人家，却被这家待字闺中的姑娘“梅女”抓了现行，并叫家人将小偷扭送县衙。可惜，县衙里负责治安的某“典史”收了小偷的贿赂，便反诬梅家小姐与那小偷有私情，此乃风流案，并非盗窃案。接着，还要将梅小姐羁押审问。梅小姐恐受侮辱，便悬梁自尽，以示清白。
聊斋上说的“典史”一职，本是不入流的小吏，到了清代，一度被提拔为级别最低的“朝廷命官”。蒲松龄笔下的这位典史，参加工作之前，乃当地一个泼皮无赖，是花钱买的这个典史之位，故此人与小吏亦无太大差异。此典史作恶多端，在聊斋先生的如椽大笔之下，当然使其全家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只可惜，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小吏们几乎都是对上哄瞒“朝廷命官”，对下欺诈盘剥老百姓，又有几个会得到所谓的“报应”。
我们敬爱的包大人，也是因小吏捣鬼，才留下了一个污点，大大有损其一贯高大上的形象。其实，《梦溪笔谈》里的这位小吏，只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包大人审案的第一逻辑与法则，即同情弱者。所以他故意狐假虎威，在包拯眼皮子底下大声呵斥罪犯，让包拯认为他正在作威作福，欺压弱者。于是包拯同情心大发，宽恕了那名将要面临重罚的罪犯，也上了小吏的道。
包拯的这种心态，让人会忍不住联想到海瑞。比包拯晚个五百年的明代大清官海瑞，遇到疑难案子时有三大原则：长辈与晚辈，或者兄长与弟弟闹矛盾，一般站在长辈与兄长这边；贫民与富民之间的诉讼，一般站在贫民这边；老实人与刁钻者打官司，一般站在老实人这边。
这一套理念，完全是儒家不讲技巧，只顾抽象道德诉求的一种体现。孔子所谓的“不患寡，患不均”，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海瑞不是在具体的案件中去死抠细节，以事实真相作为第一准则，而总是一味地照顾弱势者，想着强势者即便受点委屈，也只是把某种“不均”的状况，稍稍减弱了一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海瑞当然认为自己的理念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