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楚溪春后来的描述中，却提到段祺瑞正在家里和吴清源下棋，而且他还声色俱厉地对李鸣钟大声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成？如果不能，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又让楚溪春转告卫队士兵，说自己不但不会惩罚他们，还要赏他们，“这一群土匪学生……”云云。
实际上，吴清源早在前一年夏天就去了日本，和段祺瑞在北京下棋的可能性为零。“声色俱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段最弱势的时候，李鸣钟直接代表冯玉祥一方，他哪有那么大的威风训斥对方？同样的，尽管段祺瑞始终反对学生游行，可是无论从他每日吃斋念佛，时时反省早年杀生行为的举止，还是由一个成熟政治家对后果的本能预判上，他都不会对楚溪春说出那些不近情理的狠话。
段宏纲彼时就在段祺瑞身旁，他对此进行了坚决否认，认为完全与事实不符，而从楚溪春的立场分析，之所以要这么说，不外乎是想推托自己在此案中的责任。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组成联合机构，对该案进行会审。由于段祺瑞、贾德耀均未下达过开枪命令，被认为无直接责任，法官便召楚溪春到庭作证。
楚溪春为了让自己和部下不负罪责，出庭前专门开会让众人搜集游行学生的“罪证”。比如找来几支旧手枪，就说是学生们的凶器，找来几把条帚和几个煤油桶，则说是学生要拿来火烧执政府。
唯一真实的物证是一大捆学生们用的旗子，因为旗上写着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的字样，另外执政府南面楼上的玻璃窗上还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圆孔。
圆孔确实是当场被子弹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而极可能是卫队士兵开枪时打偏了。当时正好卫队旅也有一个卫兵被子弹打死了，虽然楚溪春自己都弄不清这厮是怎么死的，有人猜测极可能是混乱中死于同伴的流弹，但他就索性以此作为证据，指证是学生先开枪，卫队旅乃被迫自卫。
法官听取证词后便以此结案，卫队旅官兵从上至下均未受到处分。到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段祺瑞及其执政府，他们受到了全国的一致声讨，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同仇敌忾，纷纷予以谴责。鲁迅连写多篇杂文进行声讨，《纪念刘和珍君》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称惨案发生当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执政府“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