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
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的时刻，苏联领导人出于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难免在袭击中国后遭报复等多方面考虑，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经反复考虑，毛主席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反映苏领导层内对华政策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