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毛在与英国作家、共产党的同情者维奥莱特·克里赛马克斯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新理论的基本要点。会谈是在他位于延安的寓所里进行的。针对她提出的中共是否采纳苏联模式的问题，毛回答说：“采纳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但与苏联明显有别。孙中山的原则与列宁和马克思的原则都是为了人民好。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这两类原则是一致的。”
“如果在对这两类原则进行试验的过程中发现它们并不一致，怎么办？”克里赛马克斯追问道。
“届时就让人民来决定他们要哪一个吧。”毛答道。
“你认为集体农业好吗？”克里赛马克斯继续问道。
“是的，如果我们能像苏联一样向人民供应农业机械，集体农业一定会显示出其优越性。”毛的这一解释明显地暗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久之后的5月初，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海军陆战队军官伊文斯·卡尔逊的会谈中，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以下内容出自卡尔逊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报告。
我与毛泽东长谈了两次。他是一个梦想家，当然也是个天才。他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直奔主题、切中要害的能力。我特别就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打算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觉得国家应该拥有矿山、铁路和银行，应该建立合作社，应该鼓励私营企业。至于外资，他认为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的对华投资都应该被鼓励。他的态度非常友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