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因我们是春季下乡，要等到秋天才能和当地社员一样分口粮，我们这一年的口粮，是用国家给的每人600元的安家费，逐月到粮店购买。因队里派车不及时，断顿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得已就要先向社员借粮，等买回来后再还给人家。
“这么说，是怕我们和人家借粮，而有意疏远我们？”我不解地问。“哪有这么简单，我了解到了最新的情况，你们听我慢慢说。”一直没说话的大头，索性披了件衣裳坐起来，又向窗外看了看确信没人，才向我们慢慢的说起来。这大头，在我们五名男知青里面，最是心眼儿多，经常小恩小惠的拉拢贫下中农，尤其和村里的鬼灵精四猴子打得火热。他的话，怕是有些来历。我们四个索性吹灭了煤油灯，一骨碌坐了起来，每人披了件衣裳，聚拢在大头周围。听了大头如此这般的一番话，直惊得我们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心中暗想，这可如何是好？
原来，早在我们到这村之前的1965年，我们公社的所在村和我们的邻村就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是响应1964年8月召开的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提出的向邢燕子、董加耕学习的号召，自愿（哪有什么自愿，都是街道做工作强行的）下乡到农村的。我们称之为社会青年。
不难想象，那时的条件更为艰苦。一个工值仅七八分钱的收入，没有生存的起码保障，处在饥寒交迫、孤立无援，前途渺茫的20岁左右的青年，没脸向父母伸手，只有把求生的本能扭曲成丑陋的狡猾与冲动。
他们在月黑之夜，潜入社员家的菜窖，把土豆倒进自己的大锅，煳熟了就着咸菜充饥；用拴着钓钩，挂着钓饵的棉线绳，把邻家喂养的鸡钓到自己的锅里，改善久不闻荤的伙食；用烈酒泡过的窝头，把村里的狗吃醉，生扒皮，炖狗肉；用裹着报纸的长刀准确地捅进猪的心脏，使其一刀毙命，变成哥几个的美味佳肴，凡此种种，把村里搅得鸡飞狗跳。
日子一久，社员们发现了端倪，这近乎匪徒的行径，已经突破了老实憨厚的庄稼人的生存底线，不用动员便集合了全村的基干民兵们对这伙知青展开了武力围剿。他们咬牙切齿，怒气冲天，誓死扞卫自己平静的家园。知青们更不甘就范，便开展了武力对抗。为首的森勇，使出功夫，一根扁担撂倒一片，更有那不怕死的，冲过来拼命，被打得扑倒在地，成了重伤。众社员见此场景，面面相觑，不敢再进前，纷纷作鸟兽散。不久，县里来了公安，以破坏农业生产罪、恶意伤人罪逮捕了森勇，被判刑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