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作者：郑异凡，原题为：《苏联的“告密文化”》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