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时所批评并下决心要解决的教条主义，固然是党内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矛头所指无疑也涉及个人，张闻天恐怕就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于延安整风正式启动后，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标本，则是后来的事。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4期，作者：罗平汉，原题为：《也谈延安整风的缘由》，本文系节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为了统管全党的干部教育并推动学习运动的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为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延安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形成了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风气，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满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一句话建国后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
教条主义虽然是一个时期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表现在哪个人或哪群人身上，但在毛泽东眼里，教条主义无疑是具体的，有具体的目标与对象。在后来的整风中，王明成为反教条主义的头号目标，成为整风运动的众矢之的，但在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整风运动之时，他眼中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恐怕还是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