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桢回忆中的当事人张国忱的回忆则既承认了他自己及邹尚友、也提到了吕荣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张国忱回忆：“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委会讨论通过，责成吕荣寰执行……酿成事件。……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
张国忱等按照张学良的授意，一步一步从苏联人手中“强制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哈尔滨气象台、哈尔滨自动电话局、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直至“五二七”（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
张国忱回忆：“1929年秋，张召开东北政委会……事先邹尚友以沈哈长途电话一再催促我赶快把计划作好提出……我当时即草拟了解决东路问题建议一件，寄给张学良，该建议内容大致为：1、兹因苏方对东铁问题一再拖延不肯让步，应限期迫令苏方同意签字，实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项以达到彻底解决；2、届期如不同意，则逮捕其铁路局长，并利用前被苏方开除的白党路员强制接收；3、发动以前，应在东路沿线妥为布防，如有其事地严肃对待……果然，政委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吕荣寰回哈执行。”
张国忱还回忆：吕荣寰“在教育厅接收了文物研究会后，他业已开始准备他的接收计划。”因事关重大，他正在迟疑间，即听到与张国忱等的一再采取行动比较，“铁路当局懦弱无能”、将被撤换的说法，“他感觉到与其被撤而去，倒不如搞一下政治冒险……他就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毅然把强制接收东路提案送到沈阳。”“吕荣寰和张景惠（他两都是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去开会的）由沈回哈，吕荣寰一下车就兴高采烈”，“慢慢才知道他的强制接收东路提案已完全通过，且决定由他全权执行。”“吕荣寰回哈后，即闭门部署，除与张景惠经常碰头外，他没有与别人交换过意见。”
可见，事实是，事前张国忱、吕荣寰都向张学良提交过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并在东北政务委员会（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这期间并没有经过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