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10月，邓力群带领《红旗》杂志社40多人到京郊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搞“四清”。翟里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工作队相应分为六个组，每组负责一个生产队。我分在第二组，住村东头的第二生产队，组长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苏星。我们和社员一起植树，邓力群参加过，还参加过我们组的工作会议。
在我们下乡前不久，中央于9月1日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通常所说的“桃园经验”。按照中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通县农村“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两万多人，主要是北京市的干部，也有不少中央机关的干部。部级领导干部除邓力群外，还有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等人。“四清”工作队都是按照“桃园经验”所说的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那一套做法搞的。刚进村都很神秘，所有北京市级领导和中央机关部级领导都用假名。邓力群化名“老董”，但群众从他在大会上讲话的气魄，在街上行走有警卫员跟着，很快就猜想这是一个大官儿，
向工作队员打听。由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普遍存在“左”的做法。通县“四清”运动中有110多个生产队发生打人现象，自杀事件70多起，死亡50多人。翟里大队也发生过“逼、供、信”和追浮财的事。
1965年1月，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发，批评了“四清”运动中只依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个文件还第一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力群在工作队的会议上作总结，检讨翟里“四清”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说错误应该由他负责。
“二十三条”下达后，通县“四清”草草收场，春节后《红旗》杂志的工作队撤回。邓力群此前曾回北京参与“二十三条”的起草，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也成了文件中所说的“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