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有一个学员问：我虽然是领导干部，可我也是凡人，有七情六欲，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及自由，你怎么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我呢？这不是以理杀人，剥夺我的自由和权利吗？我说：“你确实有做凡人的权利和自由，但必须把你所占据的、充当价值权威的位置让出来，让给别人。既然你现在这样选择了，就没有资格再做凡人了。用圣人标准来要求普通人，的确是以理杀人，用它来要求价值权威，却是完全正当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世俗教育问题，还有捍卫整个中华文明价值信仰的神圣性的问题。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中国人的命运，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但科举制度曾经发挥的文化功能，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接续过来，这是必须的，也是很迫切的。
还有，如今所谓公务员考试制度，严格来说，充其量只是“选吏”制度。而古代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就像现代西方的选官制度，也主要靠选举。要把这套选官制度在当代以某种方式复活还真有可能，但麻烦会很多。考试制度与选举制度相比，社会成本可能要小一点儿，但内耗成本肯定非常大。放在今天来说，科举选官制度的门槛，至少应该定在县一级或以上的政府主要官员，那才是真正的选官制度。可这样选出来的官员，恐怕很难获得像古代的县令，或现代民主选举的胜选官员那样，拥有对下属足够充分的任免权，这里面还牵扯到其他的种种体制，不容易办到。至于想通过这个办法来遏制腐败，我觉得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估计作用不大。
林美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社会方方面面影响都很深，但科举制度似乎是个例外。科举制度表面上是一种教育制度，本质上却是政治制度，是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日本古代的科举制，仅仅是作为教育制度存在，根本没有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面。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能说日本古代存在过科举制度。
日本古代的贵族制太强大了，贵族控制着天皇以及整个政权的运行，政权是放在“私”的领域运行的，但又有一个表面上“公”的存在。“公”与“私”两个领域的二元权力结构，往往是重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这个国家缺少普遍选择人才的土壤，因为它不需要这种方式。所以，读书的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上流动，你再怎么努力也进入不了贵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