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国内开始出现两方面的进程。一是对斯大林几斯大林功绩宣传的声势越来越大，二是采取一些缓和措施，以显示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歌舞升平的日子。关于对斯大林的宣传。首先是在政治局里，斯大林被视为是惟一的决策人，其他领导人只是附属的，是受斯大林本人监视和控制的。这首先体现于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他把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对他人的猜疑在逐步在深。其次是政治局中其他领导人的或出于惧怕、或出于逢迎而有意制造的对斯大林的顺从和威信。莫洛托夫比较含蓄，他总是说“斯大林通知”，“斯大林的意见”，但最后总是说：“应当以此为根据”。吹捧得最明显、最肉麻的是卡冈诺维奇。他把斯大林称为“当家人”、“主人”，并且在每封致同事的信中都要对斯大林的决策极尽赞颂之能事。1932年，他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写道：“我们照旧收到当家人的正常的和特殊的指示，这使我们有可能不错过机会，是的，实际上他得工作，否则就什么都做不成了”。1936年9月30日，就在斯大林指令让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没有几天，卡冈诺维奇就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深谋远虑，得到了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他还写道：“很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去找当家的处理大量事务而中断他的休息。他的健康，他的充沛精力对于我们爱戴他的人，对于整个国家是多么重要，此时难以以言语表达出来”。
再次是，在1934--1935年间，苏联政府邀请了一系列文化名人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印度诗人泰戈尔等到苏联的了访问，希望他们来赞颂和宣传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成就。高尔基也到苏联各地转，写下了一系列歌颂文字。所有这些报道和作品日复一日地在增强斯大林的声望和威信。这这些赞颂中，高尔基起了特殊的作用。那些看到苏联的实际情况，没有赞颂苏联的成就和斯大林的英明的作家，如安德烈·纪德等就被当作反对苏联的敌人受到攻击和围剿。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就成为斯大林的座上客，唱颂歌苏联的作家们就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讲了实话的话人不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是成了阶下囚。于是，开始了一个以是否热爱斯大林就是否热爱苏联，是否热爱社会主义为标志的特殊时代。